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学集刊》2024年第2期，第107-118页。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了一场史学革新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History

Tomlinson），耶鲁大学教授，《文化与人类进化历程》作者◎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它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对知识如何在社会中运作的理解，同时直接涉及紧迫的当代问题。——杰弗里•康托尔（Geo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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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董佳、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作者简介田克勤，1945年生，著名党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首席专家，兼任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省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重点及一般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有20余项成果获国家或省部级奖励。曾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现正主持2018年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项目来源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的成果。2015年1月9日，耿化敏、刘洪森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完成田克勤教授学科口述历史影像的录制。本文经采访者整理后，于2019年12月13日由田克勤教授审定，现予以刊发。一、党史研究的经历与道路我1945年12月26日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1970年上大学时，我就对中共党史有比较深刻的印象。1972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在东北师范大学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任政治辅导员、年级主任、教研室副主任、教师党支部书记、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至今已有40多年。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在国内有比较强的实力和影响。经历过“文革”初期的动乱，1970年8月东北师范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与国内其他院校主要从工人、农民、专业兵中选拔有所不同，这个试办班的学员还有200名中小学教师。1966年7月我从九台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入学前已经工作4年。到东北师大在职学习后，我们首先学习的课程就是中共党史。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郑德荣、黄景芳、孙友葵、刘景富等老师。入学不久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陈伯达事件出来后，全党学哲学、学党史。开学后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到永吉县双河镇公社大河川大队农村开门办学，郑德荣教授给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当时还不是讲党的全部历史，主要讲路线斗争史。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对当地的历史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今天来看还是有意义的。当时政治系招收了3个班，总计100名学生。为了编写大河川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每班抽出3名学生，共9人，我是其中之一。编书需要一个统稿人，老师谁也不做，同学就推荐了我。书稿是供学生使用的，有10余万字。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了。这是我最早接触党史。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我对党史的了解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我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就是1966年12月中旬至1967年1月中旬，我曾组织当时尚未毕业分配的九台师范12名同学，响应毛主席号召进行徒步串联，去吉林省通化地区。当时是从九台出发，途经永吉、磐石、桦甸、辉南、靖宇、抚松、浑江到通化，走了1000多里地。我们走了几个县，做什么呢？就是沿途采访抗联老战士。这些人中有抗联少年营的营长。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们早已去世。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1980年我到北京进修时，家里人不知道这个挺厚的采访记录是什么东西，弄丢了。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对党史的片断接触和了解。在大学学习期间，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党史。我从小就喜欢文史哲，喜欢看一些描述历史人物故事和传记的书。从1970年8月中旬上大学到1972年10月底大学毕业，这期间比较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当时正是“文革”中批“左”的时候，先批陈伯达，后批林彪，这个阶段业务学习比较注重理论方面。大学毕业时能留校工作，可以说是学校看中了我原有的文化基础。留在政治系后，郑德荣老师坚持让我从事党史教学，他在系里的影响力是其他教研室老师无法企及的，就这样我留在了党史教研室。我的工作其实还有其他几种选择：一是我家乡九台县革委会的政治部教育组，叫我回去到教育局或宣传部工作，因为我当时工资关系还在原地；一个是吉林日报社及长春日报社因为发稿子对我多少了解一点，也想要我。最后，还是留在了学校。我留在党史教研室后，一开始没有从事教学，而是跟着几个老师编一套党史资料。其中有十几本，我负责两本，给当时一些来进修的党史教师使用。1973级学生入学后，系里安排我担任了政治辅导员，兼任一点教学任务，主要是为1973级学生讲点党史课。那时的党史课没有教材，可参考的资料也不多，老师们实际上都在讲专题。我讲的第一个专题是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然后是1950年代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后来又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那时教师还比较少，又要经常出去开门办学，加上老教师心有疑虑，一般来说不怎么愿意多讲。在这种情况下，年轻教师顶上来，分担一些教学任务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规避一点风险，省得一个老师讲太多，学生提意见。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开始从事党史教学的时候虽然不是很正规，但是很多老师原来的业务基础还是比较好的。郑德荣教授“文革”之前就参加过东北局组织的东北三省中共党史讲义的编写。虽然没有出版，但是那本教材我是见过的。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胡华教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1962年修订），不过总体上当时可供参考的资料不是太多。1977年学生毕业后不久，学校让我去当1976级年级主任（当时实行年级制，教师按年级划分），我不太愿意做，后来我说我还是回教研室教课吧。这样，1977年暑期后，我又回到了教研室，先后为1976级（“文革”中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1977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讲授中共党史。当时学生少，班级也少。为了调动教师积极性，我们都是每个人分几个时期来讲。我给1976级从党的成立讲到抗战，给1977级讲的主要是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但那时候的课时要比现在多得多，比如说土地革命时期我讲了八九周，每周是6学时，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门课的工作量。两个时期讲下来，十几周课应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党史课是上两个学期，党史课160课时，马克思主义哲学160课时，政治经济学160课时。这是因为东北师大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政治系的课和公共政治课还不一样，这个阶段讲课应该说比较难，因为1977级都是考上来的，不是推荐上的大学，无论是学校的期待还是学生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文革”当中毕业的学生能在讲台上讲课的，可以这样说一个学校也找不出几个。东北师大当时我们这个专业也就我自己一个人，因为我是老师认可的，跟别人不一样。即使这样，我记得讲课时，学生会利用课间休息提一些问题，有的比较友好，有的也不是太友好。比如，当时有个学生给我提问题说：“老师，你说井冈山卫生队里党代表是谁？”那时的压力还不只来自学生，还有长春市的甚至是省内外的许多高校的党史课教师。他们要开这门课，来东北师大取经。老师在上面讲，他们就在下面拼命地记。有时候，我的讲桌旁边甚至教室的门口都站满了人。那时大家都是真学，学习劲头是今天的大多数学生比不了的。1978年，我们这个专业招收了第一个研究生班，当时不叫硕士研究生，因为学校还没获得研究生学位点的授权。东北师大培养研究生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大概是在高年级学生当中挑出一部分人，用一年时间专门进行党史课的学习，也包括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多留在学校担任教师。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班，中国人民大学更好，名气也更大，我们东北师大有些老师就是在人民大学读的，比如李鸿文老师。在全国来说，东北师大招收党史研究生班算是比较早的。这同1952-1958年成仿吾在东北师大当了六年的校长兼党委书记有关，他非常重视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当时东北师大的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是直属学校党委的四大教研室，有很多知名教授。我应该在1978年考这个研究生班，但是没有考，主要是在中师阶段没学外语，我寻思考研究生怎么能外语不合格呢，遂放弃报考。这可能是我终生的遗憾。不过也没有办法，在我之前的许多老师也都没有学位，所以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一直跟着这个班听课，我们自己老师的课和我们外请老师的课我都听。中共党史专业比较重视资料建设和实地考察。1979年，我作为带队教师之一带着这个研究生班的学生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到遵义，再到广州、湖南、江西、浙江，最后一直到上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访学。一边考察革命圣地，一边搜集资料。从1980年至1981年，我用了一年时间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进修，导师是向青教授。当时是郑德荣教授推荐的，因为他们在一起编写过教学大纲，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我到北大的前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一个中共党史教师进修班，那个班办得很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参加的人比较多，有一二百人。正式学员只有几十个，大多是像我这样旁听的人。上午一般是讲座，有时候讲座会延到下午。讲课的老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包括胡华、彭明这些知名教授。因为我在北大是正式进修，不能同时在两个学校进修，所以我只好在人民大学旁听，全程听了几十个讲座。1981年回校后，我从下半年开始为政治系的政治教育专业1979级160余名学生比较系统地讲授党史。每次课都是半天，中间休息一次。这个课程一直持续讲授到1985年。在这期间，我还给马列部上过公共政治课，因为他们自己的教师不够。数学系的1977级、1979级，体育系、化学系的本科生，我都给他们上过党史课。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后期，我还先后为政治系本科函授生、干部专修科等学生讲授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等课程。1982年，我晋升为讲师，独立上课就没问题了。在这之前，我上课要先给教研室的老先生们讲。有一次讲了不到20分钟，宋春教授就说：“行了，别讲了，去上课吧，没问题了。”1988年，我晋升副教授后，又给学校办的东北地区中共党史专业的助教进修班和中国革命史专业的助教进修班上课，还有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班，不过这些班都是没有学位的。我给助教班和研究生班讲的是中国革命史专题研究，如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的建立等。1990年，我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1993年，我连续招收硕士研究生，招收几届之后，就晋升博士生导师了。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五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好像全国党史专业1993年仅评上了两位，一位是人民大学党史系的老师，另一位就是我。这样，我从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申报时，我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带头人进入这个梯队的。从2008年开始，我在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学科同时招生，那时学校是允许的。我从1996年停招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又带了几届，后来又停招了。我在党史专业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是37人，全部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时在党史专业还招了高师硕士20人，他们是单独考试有学位的。在党史专业招收的博士有40多人，已经毕业的有39人。其余的还有十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研究生。1990年至今20多年来，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共有57人，博士研究生有52人，已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43人。2014年还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兼职招收博士研究生1人。二、党史研究的领域与心得关于党史研究的领域，我经历了从个别的、局部的问题研究到一个时期的研究，再到整体的历史研究的基本过程。我研究的重点起初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这两个阶段，参加了郑德荣教授主持的国家教委“七五”教材项目《土地革命战争史》书稿的写作（出版时书名改为《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随后，宋春教授研究国民党史，又请我做了这个阶段国民党史的研究工作。郑德荣教授和王维礼教授主编了一本《中国革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的书，我是三个副主编之一，承担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写作任务。1989年，郑德荣教授主持中国电视师范学院卫星广播《中共党史教程》授课，我是主讲教师之一，讲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的历史，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我早期对国共两党的关系比较感兴趣。1980年我在北大进修时，选择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研究的重点。后来发表的《试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文，就是我在北京读书时完成的自己比较满意的成果。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能查到的资料看了个遍。全文大概有15000字，向青老师充分肯定了我的这一研究成果。论文后来发表在《党史研究》1982年第5期，这使当时还是助教的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中间砍掉了一段，那段包括对西安事变原因的一些深层次分析，最后发出来的文章是8500字，现在看起来也不算少。当时给了68.5元的稿费，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随后，围绕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我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92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国共关系论纲》。这本书被称作一部“成功地解决了国共关系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问题”“独具特色地研究国共关系的论著”（《党史信息报》1993年5月16日，第3版）。该书出版后，学界关于此论题的活动一般都会邀请我，包括有一年还去了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上我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国共两党和中国政治。2003年，我出版了《国共两党与中国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后来我又把这个领域拓展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变革。当然，这也和我2000年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关。在国共关系研究领域，我侧重于国共关系的整体性、理论性的研究，进行历史与逻辑、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视角的探讨。国共关系不是普通的政党关系，用一般的政党关系理论很难充分地说明。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是从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阶级关系的分析入手，进而提出国共关系演变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基本原因，两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的正确与错误则是其内在决定因素，192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则是其重要因素。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特点，我认为它既不是一般情况下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不同于国共两党与中国其他党派的关系，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情况最为复杂多变的一对特殊党派关系。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两党关系的合作与对峙的基本形态演变的反复性；二是两党关系始终围绕军队和政权问题的主要内容的延续性；三是两党关系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总结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共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对于发展两岸关系和推进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验启示。田克勤：《国共两党与中国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几乎是和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同时进行的。因为1983年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郑德荣教授主抓，我是研究室的成员，还担任过副主任职务。当时全国高校开始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含在这门课程之中，当时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初，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配合郑德荣老师的工作，与他合作写了一些文章，我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但不是太多。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郑德荣教授承担了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主编《毛泽东思想论纲》的任务。这套书有上、中、下三卷，130多万字。郑德荣教授是主编，黄景芳教授和我为副主编。1990年代中期，吉林省统编“两课”教材，由“85方案”改为“98方案”。“85方案”开设的是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融合在中国革命史之中。到“98方案”时，毛泽东思想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课。吉林省教委请我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先是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最早主编的一本统编教材。1998年后，我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项目——“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这个项目后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面向21世纪教材《邓小平理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同时，他们又请我主编了面向21世纪教材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高教版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到现在应该说是用得比较不错，印了几十万册。《邓小平理论概论》后来改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2008年又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随后又出了修订的第3版。为了配合教学，我开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这个方向的研究领域。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与一些研究者侧重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研究有所不同，我比较注重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整体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比如，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我提出它的基本框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近代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对于贯穿中国革命理论内容之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炼等四个部分组成。对于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体系，我认为它是由一般方法（指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特殊方法（指主要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具体方法（指实施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的手段、措施等）三个基本层次构成，相互联系、由浅入深、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具有实践性、客观性、辩证性、丰富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等鲜明特征。田克勤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集中从整体上入手，重点研究这一理论的全貌，主张从思想体系上进行整合研究。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理论的精髓，揭示历史的本质。我提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理论的基础。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路线，构成邓小平理论思想方法论的实质和哲学基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回答，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逻辑前提；邓小平关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则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第二层次是理论主体，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三步走”战略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第三层次是各方面具体的政策方针。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同时，我还提出应该注意两点：一是邓小平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重大发展，要正确理解两个科学理论体系的辩证关系，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二是把邓小平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前景联系在一起，在我所著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方面的说明。1997年，我出版《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这是国内学界比较早的系统论述邓小平理论的一部著作。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全国还不是很多。出这本书和我工作的变动有关系。因为1994年东北师大决定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并决定由我出任中心主任，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把重点从毛泽东思想转到了邓小平理论研究，并陆续出了一些成果。我也承担了国家教委、教育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的几个项目，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这样，我对原来的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中共党史专题的研究逐渐减少了。但我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党史研究，还时常鼓励学生做一些党史研究的题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立后，我因为前期的积累，也就水到渠成地转到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是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我最近统计了一下，围绕党史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我每个方面发表的文章都有几十篇，但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最多。现在，我还有一个在研的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这个项目已经进入研究后期，在国家级和学科重点刊物已发表20多篇论文，最终成果的著作也在进行当中。正是转向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又没丢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遴选时，我代表吉林省申报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全国申报的有近20个，是几门课程申报中最多的一门，但是人选的只有三家，一家是北京，一家是河北，一家是吉林。吉林是我牵头，河北是由我的博士生肖贵清牵头。另外，我的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是精品课，我也是因为讲授邓小平理论概论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但是我的党史研究始终没有放弃，我指导的两篇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和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论文，而是中共党史且都是中国政治方向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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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ares-Burke），巴西圣保罗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专长为文化史研究。著有The

年的谈话前言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童年时代长沙时代革命的序曲国民革命时期苏维埃运动红军的成长长征第五次“围剿”一个国家的迁移大渡河上的英雄过大草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1939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作者简介李宝光，1921年生，原三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四届全国妇联副主席，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中共河南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吴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项目来源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团队培育计划“中共党史学科口述影像的采集、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2010年3月11日，耿化敏采访李宝光同志，完成口述历史初稿。2019年7月21日，由李宝光同志审定，耿化敏、吴娇整理定稿。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也是全国妇联建立70年。总结党的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有重要意义。我从1937年11月参加革命，至1979年11月调离全国妇联，从事党的妇女工作逾四十年，亲历了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特别是全国妇女联合会的许多历史事件。现就其中一些印象比较深刻、有些历史价值的工作片段做一个系统的回顾，希望能对妇女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有所帮助。一晋察冀边区的妇救会与妇女工作1921年，我生于河北完县北神南镇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祖父和父亲思想开放，拥护辛亥革命，兴办新学。我们姊妹四人先后考入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值帝国主义侵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爱国救亡的思想对青年影响很大。特别是1926年北伐前后，革命的浪潮已经波及完县，村子里流行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大人、小孩都唱，也有一些地下党的活动。我上小学时，老师多次带领我们参加国耻纪念日的游行活动，阅读过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生活》、《中学生》等进步杂志，在保定女师读书时还参加过学生们组织的抗日话剧演出。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正值我暑假在家。当年7月，一支八路军骑兵营驻扎在我们村。我胆子从来就大，主动找到营部负责人，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想出来参加工作。那时县里成立了抗日救国自卫委员会，这样很快就安排我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工作。1937年11月，我担任完县第五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主要工作是组织区内各村建立妇女抗日救国会，向广大农民和妇女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将军队分配下来的军布分给各村妇女制作军被、军衣、军鞋，动员群众捐款，宣传动员青年人参加八路军与抗日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呢？我到各村工作时，一般先通过村长、农会干部动员他们的家属出来，然后召集农民群众和妇女开会，讲话宣传抗日的道理，如日本鬼子要灭亡中国，不当亡国奴，要救中国就要抗日，就要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妇女也要组织团体。有些妇女就用土话说：“咱们娘儿们没用，那夫们干就行了。”我说：“男女平等，娘儿们不是没用，可以给军队作军衣、军鞋，家里多养鸡也可以给伤病员吃个鸡蛋。”由于我是本地人，加上我爷爷乐施好善，积极热心兴办新校，是一位有声望的乡绅，乡亲们很信任我，结果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全区30多个村子都建立了妇救会。农村妇女大都是妇救会会员，完县第五区妇救会的干部有三个人，村妇救会干部大多是三五人。村妇救会干部一般是有一定文化、能说会道、愿意抛头露面的人。家庭富裕尊贵的人家开始还在观望，不了解你这个组织，不愿意出来工作，有的村妇救会也吸收了一些农村的“破鞋”和巫婆。有一次我下乡，碰到一个巫婆正在村里向一群妇女宣传抗日，她一说话就是押韵的唱曲的调，说来了一条红色的龙，还有一条青龙，是封建迷信的那一套。像这些情况，一经发现就要纠正。1938年1月，我从区妇救会调到完县妇救会工作。县妇救会有宣传部、组织部、生活改善部、总务部，共有五个人，主任田秀涓。我担任宣传部部长，写宣传提纲，给干部们提供讲话稿，还编印了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刊物《乡村妇女》，一个月有时出一期，有时出两三期，内容有讲解形势、宣传抗日的小评论，有老太太、小姑娘的模范事例，都是用大白话来宣传抗日，发给妇救会印，对下乡宣传很有作用，农会、区委的干部也争着向我索要。李宝光与丈夫刘杰在革命时期的合影从1939年到1943年，我历任晋察冀边区三分区、北岳区妇救会主任，北岳区抗联妇女部部长，边区抗联妇女部长。这一时期，根据地面临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1942年11月北岳区妇救会与工会、青救会、农会、文救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针对士绅、名流等上层人士）、牺盟会等各群众团体统一合并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即抗联）。抗联下设群众工作各部，我作为原妇救会的主任担任了晋察冀边区抗联会的妇女部部长。1945年后，党领导的妇女团体从妇女抗日救国会改名为民主妇女联合会。这是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需要。从1945年秋到1949年，我经历了从晋察冀边区、开封市、中原区民主妇联主任的岗位变化，这一时期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发动妇女参加和支持反霸剿匪、减租减息；在城市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解决贫民妇女的生活困难，宣传和联系富裕家庭上层妇女参加拥护共产党的民主运动，以及兴办幼儿园等。从抗战后期开始，我接触到了党内的妇女工作机构——妇女工作委员会（有时也称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当时除了妇委书记，边区各级妇委也没多少人。妇委书记一般为高级干部的夫人，她们自己也是老资历、老党员，如晋察冀中央分局妇委书记张瑞华（分局书记聂荣臻的夫人）、北岳区委妇委书记刘素菲（区委书记刘澜涛的夫人）等。1944年11月，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第二年春，我和刘亚雄一起被借调到中央妇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初到延安时，我向蔡畅、邓颖超、区梦觉等大姐们汇报了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的工作。1952年10月，我调到全国妇联工作后，了解到中央妇委与全国妇联党组是一回事，两个名字，一个组织。我在妇联党组会上听罗琼传达过邓小平的意见：既然妇联党组和中央妇委是一回事，要党组就不要妇委，要妇委就不要党组。这样，1958年10月25日，全国妇联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撤销中央妇委，扩大全国妇联党组，11月18日就获得了批准。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工作的几件大事新中国妇女运动的起点应该追溯到全国第一次妇代会。1949年2月，中原妇女代表大会在郑州选举了有20多人的中原区妇女代表团，我是团长。当月我们到北平后，分散住在前门外的小旅馆。我们已抵北平的各妇女代表团曾乘坐几个卡车到西郊机场，迎接从西柏坡来北平的中央领导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大家情绪高涨，歌声不断，《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唱得最多。3月，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召开，民主人士情绪特别高昂。陈铭枢讲话的时候声音特别高，麦克风特别响。我旁边是一位国统区来的代表，对我说：陈铭枢快把麦克风喊破了，你看他那么大嗓子！李德全大姐做报告时挺有劲，特自信，老带头鼓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郭沫若的讲话，他说：应该尊重妇女，从前妇女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现在应该改成“三崇”，我就是“三崇”，第一我崇拜我母亲，第二我崇拜我夫人，第三我崇拜我女儿。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是新中国妇女的第一次大解放。1950年，我在河南省妇联工作时，抓住几个典型案子打开了工作局面。一个是淮阳地区淮阳县黄集区的寡妇改嫁案。过去寡妇大多不再嫁，再嫁时大多是夫家或娘家的人把寡妇卖掉，本人没有自主权。现在她自己找对象，夫家、娘家及区长、区委书记都是旧思想，反对寡妇改嫁，但省妇联和区妇联支持她，并在报纸上点名批评了区长、区委书记，结果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后来，地委书记来省里开会告诉我，李宝光你太厉害了，现在区长、区委书记都抬不起头来了。那时妇联还是很有威信的，地委书记们到省里开会时，我们省妇联作为省里的部门，顺便召集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重视妇女工作。商丘地区妇联主任汤明霞还给我汇报过一个婆婆虐待儿媳妇案，我们抓住这个典型推动家庭民主，反对封建家规。《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命令，公布施行婚姻法，中共中央通知全党保证执行》，《人民日报》1950年5月1日。据我所知，婚姻法颁布后，农村一度出现离婚过多的现象，其中女方提出离婚要求的占多数，但干部离婚并不很突出，因为根据地时期就有这种现象。很多参加革命的干部也深受封建包办婚姻的痛苦，我离开河南到武汉中南区妇联工作后就碰上一件事。一个男干部提出离婚，女方坚决不同意，一直闹到中南区法院，实际上原是家庭包办婚姻，两人文化差距很大，夫妻感情本来没有基础。中南区法院支持女方，判定不离婚。结果这事引起中南局男干部的一致反对，认为不能片面支持女方，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后来法院改判，同意离婚。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由几个部门共同抓，政府为主，群众团体协助，主要是妇联推动，青年团作用也很大，法院也是重要的部门。1953年1月，政务院成立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由刘景范（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任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我自1952年10月到全国妇联工作后，曾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研究室主任，编印宣传婚姻法的小册子，下乡调查了解各地贯彻婚姻法的情况。我代表全国妇联参加过由刘景范召集的会议，团中央胡克实也参加，主要是协调几个部门商量宣传贯彻婚姻法的一些事情。50年代初，妇联还与工会在女工及职工家属的问题上发生过比较大的争论。女工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自然属于工会的工作对象，但女工又有妇女解放的要求，妇联也制定了城市妇女工作“以女工为基础”的方针。由于工作关系不够明确，妇联与工会就抢女工及工人家属的工作。矛盾常发生在基层，基层工会的女工部觉得工会抓得不够，但工会又不愿意让妇联多管，而基层妇联有工作热情，也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杨之华大姐是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很愿意让妇联作为她的娘家替她在工会说话，推动工会重视女工工作，所以希望妇联多管一些。我记得开过一次全国女工与职工家属的代表会，蔡畅大姐做的报告是我起草初稿的。最后经过双方的协调，明确了女工与职工家属工作由工会统一领导，妇联进行协助的方针，确定了女工和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以工会女工部为主，散居的职工家属以妇联为主的工作领导关系。三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1956年初，全国妇联、中国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准备召开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以更好地发挥工商界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积极作用。从全国妇联来说，邓颖超大姐直接抓这个事，具体工作由曹冠群、陈楚平和我负责，起草具体的文稿是我和陈楚平首先动手，曹冠群审阅修改。当时，我担任全国妇联研究室主任，负责国内工作这一块。由于妇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妇女为主体，团结各阶层妇女界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这次代表会议归口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我们写的报告都给统战部看，我记得中央统战部参加这方面工作的有黄阶然（曾任陈独秀秘书）等几个同志。从各民主党派来说，按照它们与共产党的协议，民主建国会分管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由民建中央秘书长罗叔章大姐负责与妇联协调，具体工作都靠妇联来做。1956年春，我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调查研究，通过地方妇联，以座谈、访问、自由交谈等形式，了解工商家属对公私合营及其思想改造的情况。当时，全国年轻的资本家如北京孙孚凌、上海荣毅仁、天津王光英等三人都是全国青联副主席，由青年团做他们的工作，而妇联就做他们的家属黄织（孙孚凌夫人）、杨鉴清（荣毅仁夫人）、应伊利（王光英夫人）的工作。在北京，我们和市妇联张晓梅、徐光等人一起做工作，而市妇联主要通过做民主人士工作的浦洁修联系工商家属。我记得同仁堂经理乐松生有两个夫人，她们都争着当积极分子，通知开会时都早早就来。我在上海待了一个来月，和市妇联关建等人一起做工作，通过串门、座谈了解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的态度。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大儿子刘念义的夫人夏天锦、二儿子刘念智的夫人卓碧玉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上海工商家属经常在刘念智家聚会，卓碧玉工作走在最前头，作为会议召集人组织讨论怎么理解工商业者的改造。我从中了解到好多事，其中有一个中产阶级人士，是一位中年男子，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社会活动能力强，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脑子很聪明，接触新事物很快，最善于体会报纸上传达的消息和共产党的意图，最善于和工商家属来往联系，还最会讲故事，那些少奶奶、姨太太们都愿意听他的。他也办好事，说共产党不会亏待她们。还有一位老太太沈方成，她丈夫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民主人士，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每一次开会都请她来，大家都很尊重她，希望从她那里打听消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去天津时，王光英的母亲很热情，王光英夫人应伊利带头联络工商家属，还有毕鸣岐夫人戴翩英也很积极。从我的接触来说，那时候都是一片歌颂中国共产党伟大、政策好的声音。工商家属至少在形式上、表面上都很拥护工商业改造，至于内心是不是七上八下，那就难说了。她们对进入社会主义都做出了很多适应，连穿衣打扮、待人接物都和过去不同了。有一次，我们在刘念智家正开着座谈会，刘从外面回来了，刘家老佣人按解放前的老习惯说“二少回来了”。刘很生气地说：“怎么还叫二少啊？以后不许这么叫了！”原来刘家的佣人都叫什么刘妈、张妈的，这时都改叫“劳动大姐”了。工商家属穿衣也从过去旗袍变成系扣子的列宁装了，化妆也不像过去那么浓妆艳抹，涂嘴唇都是很淡雅的。到1956年3月29日，全国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了。我记得陈云同志很重视这个会，讲话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解答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工商家属关心的许多问题。四亲历妇女工作的曲折1957年后，妇女工作同全国的形势一样，步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反右派斗争时，全国妇联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搞得不厉害，因为妇联老干部多，没有多少“右派”言论。1958年“大跃进”兴起后，第三次全国妇代会制定的“两勤”方针就不再讲了，而是大讲家务劳动社会化，当时社会上刮起一股取消妇联的歪风，全国妇联的态度是反对的。主张取消妇联的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积极的人，认为有了人民公社就可以解决包括妇女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实际上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乌托邦的瞎想，这股风刮不大。我和罗琼（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董边（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也脑袋发热，写过鼓吹家务劳动社会化、大办食堂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文章。11月底12月初，党中央召开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要压缩“共产风”。妇联要赶“大跃进”的形势，那时候什么工作都跟中心，不管紧跟，还是慢跟。我和罗琼去武汉找蔡畅大姐，申请召开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我们在楼梯上碰见了邓小平同志，他批评我们很直接：“谁叫你们开这个会的？”可是会议通知已经下发，会期也快到了，这个会还是在12月4日召开了。我还记得邓小平在一个场合含蓄地批评过全国妇联高唱家务劳动社会化，说：“不一定都去公共食堂吃饭，大姐们愿意在家里烧菜吃也是可以的嘛！”1966年5月30日，我从青岛郊区“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京，第二天听李富春传达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回到妇联就感到一片肃杀的空气，跟林彪讲的政变似的，听说机关厨房里的菜刀晚上都统一收起来了。我不懂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但是运动来了，不参加也不行，反正脑子里就有一个观念：党中央听毛主席的，妇联听蔡畅大姐的。各个单位都搞“文化大革命”，妇联自然不甘落后，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部署。1968年6月，中央决定向全国妇联派驻军代表，实行军管，此后机关开展“斗、批、改”。1969年11月，军代表将机关60余人下放到河南西华的农业部干校。我那时已经恢复组织生活，担任五连指导员。我们在西华干校待了一年多，后来就搬到河北衡水全国妇联五七干校了。筹备第四次全国妇代会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各个部门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的时候才提上日程的。1975年2月21日，中央发出成立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四大”筹备组组长杨坡兰，副组长吕玉兰、杨富珍、尉凤英、巴桑、邢燕子、康克清、傅玉芳、李宝光。我对参加筹备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原来军代表推荐的是吴绪（原三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换成我了。我那时是全国妇联衡水干校党委委员。筹备组常驻京西宾馆，组长杨坡兰原是山东青岛的干部，劳模出身，不大发表议论，对康克清和我怀有戒备之心。筹备组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妇代会报告。我深感到这个报告没法写，当时以王洪文、张春桥的文章作为范本和依据，还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调来两个人帮忙起草。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康大姐发言反对点名批评邓小平。我当时做记录，就把康大姐的话记下来了。我深深地感觉到筹备组不是个好待的地方，很难做什么工作，因为“四人帮”还没粉碎，政治形势很复杂。1976年粉碎“四人帮”，宣告“文革”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伴随改革开放，妇女工作和全国妇联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李宝光女士近照，本图由家属提供）抚今追昔，我所经历的党的妇女工作四十年中，既有好的发展时期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又有“左”倾错误带来的沉痛教训。好在历史是不断向前的，当代人对过去的历史会不断反省和观察，继承经验，总结教训。我相信中国妇女事业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本文注释从略）《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创刊于201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含：中共党史系）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集刊，主要刊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内容涵盖中国共产党与现当代中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理论、历史人物、海外中国研究等各方面。体裁包括专题研究论文、历史考证、理论阐释、治学札记、学术动态、书评、史料文献等。设有本刊特稿、主题讨论、专题研究、他山之石、书评等栏目，并适当刊载一些珍稀文献和口述史料。本学术集刊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性集刊资助项目(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AMI综合评价核心集刊（2022年）,荣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颁发的优秀新创集刊奖(2016年)，并被中国知网（CNKI）、中国集刊网、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重要来源期刊收录，已成为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领域的一方园地，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本学术集刊将坚持问题导向、学术创新，聚焦中国共产党之治，发挥全国首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的学科平台优势，关注和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与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知识供给与期刊（集刊）支撑。投稿电子邮箱：cpchtstudy@

一座小岛，如何塑造一个国家？欢迎来到自由女神像的背面：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美国？移民究竟是权利还是特权？破除移民神话，展现一部细节生动、血泪交织的移民史诗。见证记忆之所的诞生：一座不起眼的小岛如何成为“美国的大门”？折射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政治力量互相争斗、此消彼长，逐渐形成现在美国政治体系与身份认同。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美国公民？移民究竟是权利还是特权？内容简介：“埃利斯岛是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共和国的伟大前哨，它守卫着美国敞开的大门。源源不断的移民大军的脚步曾经在这里回响。”当他们穿越这道关卡，迎接他们的真的是自由与梦想吗？一个国家又该如何对待大门外的陌生人？位于纽约东河与哈德逊河交界处的埃利斯岛，在19与20世纪之交是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有1200万移民曾在那里接受检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又有几万名敌侨与政治犯被关押于此。它如同一把精密的筛子，以各种标准筛选移民，将不受欢迎者驱逐出境。直到20世纪末，一度被废弃和遗忘的埃利斯岛以移民博物馆和国家纪念碑重获新生……卡纳托抓住了美国移民史上这一空前的时间和地点，收集大量官方史料、地方档案、民间记述和大众流行文化，讲述了从移民、检查官、翻译、医生，到政治家、社会改革者乃至历届总统的故事，对小岛历史进行了全景式史诗般的展现。透过这一过程，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主权法的演变、经济模式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等等。作者简介：文森特·J.卡纳托（Vincent

·汪民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目录

叙事小说中的干扰和权威（1971）第二部分《东方学》及其后4

民主文化中的医学（1760—1850）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