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李宝光：我的四十年妇女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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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简介

李宝光，1921年生，原三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四届全国妇联副主席，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中共河南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吴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项目来源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团队培育计划“中共党史学科口述影像的采集、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2010年3月11日，耿化敏采访李宝光同志，完成口述历史初稿。2019年7月21日，由李宝光同志审定，耿化敏、吴娇整理定稿。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也是全国妇联建立70年。总结党的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有重要意义。我从1937年11月参加革命，至1979年11月调离全国妇联，从事党的妇女工作逾四十年，亲历了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特别是全国妇女联合会的许多历史事件。现就其中一些印象比较深刻、有些历史价值的工作片段做一个系统的回顾，希望能对妇女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有所帮助。

一

晋察冀边区的妇救会与妇女工作

1921年，我生于河北完县北神南镇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祖父和父亲思想开放，拥护辛亥革命，兴办新学。我们姊妹四人先后考入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值帝国主义侵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爱国救亡的思想对青年影响很大。特别是1926年北伐前后，革命的浪潮已经波及完县，村子里流行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大人、小孩都唱，也有一些地下党的活动。我上小学时，老师多次带领我们参加国耻纪念日的游行活动，阅读过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生活》、《中学生》等进步杂志，在保定女师读书时还参加过学生们组织的抗日话剧演出。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正值我暑假在家。当年7月，一支八路军骑兵营驻扎在我们村。我胆子从来就大，主动找到营部负责人，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想出来参加工作。那时县里成立了抗日救国自卫委员会，这样很快就安排我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工作。

1937年11月，我担任完县第五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主要工作是组织区内各村建立妇女抗日救国会，向广大农民和妇女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将军队分配下来的军布分给各村妇女制作军被、军衣、军鞋，动员群众捐款，宣传动员青年人参加八路军与抗日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呢？我到各村工作时，一般先通过村长、农会干部动员他们的家属出来，然后召集农民群众和妇女开会，讲话宣传抗日的道理，如日本鬼子要灭亡中国，不当亡国奴，要救中国就要抗日，就要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妇女也要组织团体。有些妇女就用土话说：“咱们娘儿们没用，那夫们干就行了。”我说：“男女平等，娘儿们不是没用，可以给军队作军衣、军鞋，家里多养鸡也可以给伤病员吃个鸡蛋。”由于我是本地人，加上我爷爷乐施好善，积极热心兴办新校，是一位有声望的乡绅，乡亲们很信任我，结果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全区30多个村子都建立了妇救会。

农村妇女大都是妇救会会员，完县第五区妇救会的干部有三个人，村妇救会干部大多是三五人。村妇救会干部一般是有一定文化、能说会道、愿意抛头露面的人。家庭富裕尊贵的人家开始还在观望，不了解你这个组织，不愿意出来工作，有的村妇救会也吸收了一些农村的“破鞋”和巫婆。有一次我下乡，碰到一个巫婆正在村里向一群妇女宣传抗日，她一说话就是押韵的唱曲的调，说来了一条红色的龙，还有一条青龙，是封建迷信的那一套。像这些情况，一经发现就要纠正。

1938年1月，我从区妇救会调到完县妇救会工作。县妇救会有宣传部、组织部、生活改善部、总务部，共有五个人，主任田秀涓。我担任宣传部部长，写宣传提纲，给干部们提供讲话稿，还编印了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刊物《乡村妇女》，一个月有时出一期，有时出两三期，内容有讲解形势、宣传抗日的小评论，有老太太、小姑娘的模范事例，都是用大白话来宣传抗日，发给妇救会印，对下乡宣传很有作用，农会、区委的干部也争着向我索要。

李宝光与丈夫刘杰在革命时期的合影

从1939年到1943年，我历任晋察冀边区三分区、北岳区妇救会主任，北岳区抗联妇女部部长，边区抗联妇女部长。这一时期，根据地面临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1942年11月北岳区妇救会与工会、青救会、农会、文救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针对士绅、名流等上层人士）、牺盟会等各群众团体统一合并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即抗联）。抗联下设群众工作各部，我作为原妇救会的主任担任了晋察冀边区抗联会的妇女部部长。

1945年后，党领导的妇女团体从妇女抗日救国会改名为民主妇女联合会。这是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需要。从1945年秋到1949年，我经历了从晋察冀边区、开封市、中原区民主妇联主任的岗位变化，这一时期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发动妇女参加和支持反霸剿匪、减租减息；在城市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解决贫民妇女的生活困难，宣传和联系富裕家庭上层妇女参加拥护共产党的民主运动，以及兴办幼儿园等。

从抗战后期开始，我接触到了党内的妇女工作机构——妇女工作委员会（有时也称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当时除了妇委书记，边区各级妇委也没多少人。妇委书记一般为高级干部的夫人，她们自己也是老资历、老党员，如晋察冀中央分局妇委书记张瑞华（分局书记聂荣臻的夫人）、北岳区委妇委书记刘素菲（区委书记刘澜涛的夫人）等。1944年11月，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第二年春，我和刘亚雄一起被借调到中央妇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初到延安时，我向蔡畅、邓颖超、区梦觉等大姐们汇报了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的工作。1952年10月，我调到全国妇联工作后，了解到中央妇委与全国妇联党组是一回事，两个名字，一个组织。我在妇联党组会上听罗琼传达过邓小平的意见：既然妇联党组和中央妇委是一回事，要党组就不要妇委，要妇委就不要党组。这样，1958年10月25日，全国妇联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撤销中央妇委，扩大全国妇联党组，11月18日就获得了批准。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工作的几件大事

新中国妇女运动的起点应该追溯到全国第一次妇代会。1949年2月，中原妇女代表大会在郑州选举了有20多人的中原区妇女代表团，我是团长。当月我们到北平后，分散住在前门外的小旅馆。我们已抵北平的各妇女代表团曾乘坐几个卡车到西郊机场，迎接从西柏坡来北平的中央领导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大家情绪高涨，歌声不断，《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唱得最多。3月，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召开，民主人士情绪特别高昂。陈铭枢讲话的时候声音特别高，麦克风特别响。我旁边是一位国统区来的代表，对我说：陈铭枢快把麦克风喊破了，你看他那么大嗓子！李德全大姐做报告时挺有劲，特自信，老带头鼓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郭沫若的讲话，他说：应该尊重妇女，从前妇女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现在应该改成“三崇”，我就是“三崇”，第一我崇拜我母亲，第二我崇拜我夫人，第三我崇拜我女儿。

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是新中国妇女的第一次大解放。1950年，我在河南省妇联工作时，抓住几个典型案子打开了工作局面。一个是淮阳地区淮阳县黄集区的寡妇改嫁案。过去寡妇大多不再嫁，再嫁时大多是夫家或娘家的人把寡妇卖掉，本人没有自主权。现在她自己找对象，夫家、娘家及区长、区委书记都是旧思想，反对寡妇改嫁，但省妇联和区妇联支持她，并在报纸上点名批评了区长、区委书记，结果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后来，地委书记来省里开会告诉我，李宝光你太厉害了，现在区长、区委书记都抬不起头来了。那时妇联还是很有威信的，地委书记们到省里开会时，我们省妇联作为省里的部门，顺便召集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重视妇女工作。商丘地区妇联主任汤明霞还给我汇报过一个婆婆虐待儿媳妇案，我们抓住这个典型推动家庭民主，反对封建家规。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命令，公布施行婚姻法，中共中央通知全党保证执行》，《人民日报》1950年5月1日。

据我所知，婚姻法颁布后，农村一度出现离婚过多的现象，其中女方提出离婚要求的占多数，但干部离婚并不很突出，因为根据地时期就有这种现象。很多参加革命的干部也深受封建包办婚姻的痛苦，我离开河南到武汉中南区妇联工作后就碰上一件事。一个男干部提出离婚，女方坚决不同意，一直闹到中南区法院，实际上原是家庭包办婚姻，两人文化差距很大，夫妻感情本来没有基础。中南区法院支持女方，判定不离婚。结果这事引起中南局男干部的一致反对，认为不能片面支持女方，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后来法院改判，同意离婚。

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由几个部门共同抓，政府为主，群众团体协助，主要是妇联推动，青年团作用也很大，法院也是重要的部门。1953年1月，政务院成立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由刘景范（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任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我自1952年10月到全国妇联工作后，曾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研究室主任，编印宣传婚姻法的小册子，下乡调查了解各地贯彻婚姻法的情况。我代表全国妇联参加过由刘景范召集的会议，团中央胡克实也参加，主要是协调几个部门商量宣传贯彻婚姻法的一些事情。

50年代初，妇联还与工会在女工及职工家属的问题上发生过比较大的争论。女工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自然属于工会的工作对象，但女工又有妇女解放的要求，妇联也制定了城市妇女工作“以女工为基础”的方针。由于工作关系不够明确，妇联与工会就抢女工及工人家属的工作。矛盾常发生在基层，基层工会的女工部觉得工会抓得不够，但工会又不愿意让妇联多管，而基层妇联有工作热情，也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杨之华大姐是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很愿意让妇联作为她的娘家替她在工会说话，推动工会重视女工工作，所以希望妇联多管一些。我记得开过一次全国女工与职工家属的代表会，蔡畅大姐做的报告是我起草初稿的。最后经过双方的协调，明确了女工与职工家属工作由工会统一领导，妇联进行协助的方针，确定了女工和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以工会女工部为主，散居的职工家属以妇联为主的工作领导关系。

三

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

1956年初，全国妇联、中国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准备召开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以更好地发挥工商界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积极作用。从全国妇联来说，邓颖超大姐直接抓这个事，具体工作由曹冠群、陈楚平和我负责，起草具体的文稿是我和陈楚平首先动手，曹冠群审阅修改。当时，我担任全国妇联研究室主任，负责国内工作这一块。由于妇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妇女为主体，团结各阶层妇女界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这次代表会议归口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我们写的报告都给统战部看，我记得中央统战部参加这方面工作的有黄阶然（曾任陈独秀秘书）等几个同志。从各民主党派来说，按照它们与共产党的协议，民主建国会分管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由民建中央秘书长罗叔章大姐负责与妇联协调，具体工作都靠妇联来做。

1956年春，我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调查研究，通过地方妇联，以座谈、访问、自由交谈等形式，了解工商家属对公私合营及其思想改造的情况。当时，全国年轻的资本家如北京孙孚凌、上海荣毅仁、天津王光英等三人都是全国青联副主席，由青年团做他们的工作，而妇联就做他们的家属黄织（孙孚凌夫人）、杨鉴清（荣毅仁夫人）、应伊利（王光英夫人）的工作。在北京，我们和市妇联张晓梅、徐光等人一起做工作，而市妇联主要通过做民主人士工作的浦洁修联系工商家属。我记得同仁堂经理乐松生有两个夫人，她们都争着当积极分子，通知开会时都早早就来。我在上海待了一个来月，和市妇联关建等人一起做工作，通过串门、座谈了解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的态度。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大儿子刘念义的夫人夏天锦、二儿子刘念智的夫人卓碧玉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上海工商家属经常在刘念智家聚会，卓碧玉工作走在最前头，作为会议召集人组织讨论怎么理解工商业者的改造。我从中了解到好多事，其中有一个中产阶级人士，是一位中年男子，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社会活动能力强，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脑子很聪明，接触新事物很快，最善于体会报纸上传达的消息和共产党的意图，最善于和工商家属来往联系，还最会讲故事，那些少奶奶、姨太太们都愿意听他的。他也办好事，说共产党不会亏待她们。还有一位老太太沈方成，她丈夫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民主人士，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每一次开会都请她来，大家都很尊重她，希望从她那里打听消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去天津时，王光英的母亲很热情，王光英夫人应伊利带头联络工商家属，还有毕鸣岐夫人戴翩英也很积极。

从我的接触来说，那时候都是一片歌颂中国共产党伟大、政策好的声音。工商家属至少在形式上、表面上都很拥护工商业改造，至于内心是不是七上八下，那就难说了。她们对进入社会主义都做出了很多适应，连穿衣打扮、待人接物都和过去不同了。有一次，我们在刘念智家正开着座谈会，刘从外面回来了，刘家老佣人按解放前的老习惯说“二少回来了”。刘很生气地说：“怎么还叫二少啊？以后不许这么叫了！”原来刘家的佣人都叫什么刘妈、张妈的，这时都改叫“劳动大姐”了。工商家属穿衣也从过去旗袍变成系扣子的列宁装了，化妆也不像过去那么浓妆艳抹，涂嘴唇都是很淡雅的。到1956年3月29日，全国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了。我记得陈云同志很重视这个会，讲话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解答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工商家属关心的许多问题。

四

亲历妇女工作的曲折

1957年后，妇女工作同全国的形势一样，步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反右派斗争时，全国妇联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搞得不厉害，因为妇联老干部多，没有多少“右派”言论。1958年“大跃进”兴起后，第三次全国妇代会制定的“两勤”方针就不再讲了，而是大讲家务劳动社会化，当时社会上刮起一股取消妇联的歪风，全国妇联的态度是反对的。主张取消妇联的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积极的人，认为有了人民公社就可以解决包括妇女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实际上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乌托邦的瞎想，这股风刮不大。我和罗琼（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董边（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也脑袋发热，写过鼓吹家务劳动社会化、大办食堂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文章。11月底12月初，党中央召开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要压缩“共产风”。妇联要赶“大跃进”的形势，那时候什么工作都跟中心，不管紧跟，还是慢跟。我和罗琼去武汉找蔡畅大姐，申请召开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我们在楼梯上碰见了邓小平同志，他批评我们很直接：“谁叫你们开这个会的？”可是会议通知已经下发，会期也快到了，这个会还是在12月4日召开了。我还记得邓小平在一个场合含蓄地批评过全国妇联高唱家务劳动社会化，说：“不一定都去公共食堂吃饭，大姐们愿意在家里烧菜吃也是可以的嘛！”

1966年5月30日，我从青岛郊区“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京，第二天听李富春传达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回到妇联就感到一片肃杀的空气，跟林彪讲的政变似的，听说机关厨房里的菜刀晚上都统一收起来了。我不懂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但是运动来了，不参加也不行，反正脑子里就有一个观念：党中央听毛主席的，妇联听蔡畅大姐的。各个单位都搞“文化大革命”，妇联自然不甘落后，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部署。1968年6月，中央决定向全国妇联派驻军代表，实行军管，此后机关开展“斗、批、改”。1969年11月，军代表将机关60余人下放到河南西华的农业部干校。我那时已经恢复组织生活，担任五连指导员。我们在西华干校待了一年多，后来就搬到河北衡水全国妇联五七干校了。

筹备第四次全国妇代会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各个部门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的时候才提上日程的。1975年2月21日，中央发出成立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四大”筹备组组长杨坡兰，副组长吕玉兰、杨富珍、尉凤英、巴桑、邢燕子、康克清、傅玉芳、李宝光。我对参加筹备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原来军代表推荐的是吴绪（原三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换成我了。我那时是全国妇联衡水干校党委委员。

筹备组常驻京西宾馆，组长杨坡兰原是山东青岛的干部，劳模出身，不大发表议论，对康克清和我怀有戒备之心。筹备组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妇代会报告。我深感到这个报告没法写，当时以王洪文、张春桥的文章作为范本和依据，还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调来两个人帮忙起草。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康大姐发言反对点名批评邓小平。我当时做记录，就把康大姐的话记下来了。我深深地感觉到筹备组不是个好待的地方，很难做什么工作，因为“四人帮”还没粉碎，政治形势很复杂。1976年粉碎“四人帮”，宣告“文革”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伴随改革开放，妇女工作和全国妇联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

（李宝光女士近照，本图由家属提供）

抚今追昔，我所经历的党的妇女工作四十年中，既有好的发展时期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又有“左”倾错误带来的沉痛教训。好在历史是不断向前的，当代人对过去的历史会不断反省和观察，继承经验，总结教训。

我相信中国妇女事业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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